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
之经史子集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经典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理想之基、信仰之光、力量之源、前行之桨。经典不仅是文明的象征,更是一个民族是否兴旺、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志。
华夏历史上众多自强不息的圣人先贤,在苦难困境之中立下了不朽之鸿篇巨著,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言: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沧桑五千年,华夏众多圣人先贤、仁人志士和莘莘学子为民族之振兴、国家之富强、奋斗之志向,修身立德、入世立功、著书立言,华夏文化也因此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华夏典籍更是浩如烟海、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
先秦时期的主要经典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成书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相传作于三皇五帝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典籍记载之中,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
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尚书·序》记载: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迄今为止,四部典籍皆已散佚,存世的上古经典只有《河图》、《洛书》、《易经》,这三部经典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也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西晋荀勖在《晋中经簿》中将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经书,乙部为子书,丙部为史书,丁部为诗词歌赋,奠定了以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又将史书改入乙部,至此经、史、子、集初具雏形。唐初魏征在编写的《隋书·经籍志》中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分,并进一步细化到40个类目。经、史、子、集四部按《四库全书》分类如下:
一、经部
常道之谓经,即不可易、不可更、万古长存之理谓之经。道不自明,假经以明。人不易见道,可悟经而见道。“经”就是阐述大道的文字,因此,众多华夏典籍中能够称之为“经”的并不多。
“经”本义是说织布机上的纵线,引申为规范社会政教、伦理纲常、道德行为标准的著作。原本泛指先秦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汉代罢黜百家之后特指“六经”(因《乐经》失传改为“五经”)。经学是华夏古代学术的主体,在《四库全书》中经部收录的经学著作有1773部、20427卷 ,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经部主要典籍是四书、五经和十三经。四书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
二、史部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正史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清乾隆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
史部主要典籍有:《战国策》、《战国策论》、《楚汉春秋》、《古今注》、《越绝记》、《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魏武本纪》、《吴书》、《东观汉记》、《后汉书音》、《论三国志》、《后汉纪》、《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齐纪》、《梁史》、《梁书帝纪》、《陈书》、《后魏书》、《旧唐书》、《新唐书》 、《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周史》、《宋史 》、《通史》、《辽史》、《金史》、《元史》、《 明史》等。
三、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子部主要典籍有:
道家的《老子道德经》、《老子义疏》、《文子》、《鹖冠子》、《列子》、《庄子》、《南华论》、《抱朴子内篇》、《孙子》、《夷夏论》、《玄子》、《广成子》;
儒家的《晏子春秋》、《曾子》、《子思子》、《新语》、《盐铁论》、《说苑》、《扬子法言》、《潜夫论》、《要览》;
法家的《管子》、《商君书》、《慎子》、《韩子》;
名家的《邓析子》、《尹文子》、《士品》、《人物志》;
墨家的《墨子》、《隋巢子》;
兵家的《孙子兵法》、《太公六韬》、《太公金匮》、《周书阴符》、《大将军兵法》、《象经》、《玄女战经》、《兵法三家军占秘要》、《棋图势》、《围棋品》、《棋法》、《二仪十博经》;
纵横家《鬼谷子》;
杂家的《白虎通义》、《抱朴子外篇》、《博览》、《古今注》;
农家的《齐民要术》、《四人月令》、《禁苑实录》;
天文的《周髀算经》、《浑天义》、《天文集占》、《天文集要钞》、《星占》、《京氏释五星灾异传》、《洪范占》、《二十八宿分野图》;
历数的《四分历》、《七曜历术》、《漏刻经》、《历注》、《九章算术》、《孙子算经》、《黄钟算法》、《二十八宿分野图》;
五行的《九宫行棋经》、《地形志》、《周易占》、《周易通灵决》、《东方朔书》、《五姓岁月禁忌》、《九天嫁娶图》、《占梦书》、《灶经》、《祥瑞图》、《灾异图》、《宅吉凶论》;
医家的《本草图经》、《本草纲目》、《张仲景方》、《华佗方》、《素问》、《针灸甲乙经》、《明堂孔穴图》、《灵枢经》、《养生要集》、《神仙服食经》、《食经》、《脉经》、《种植药法》、《黄帝养胎经》、《针灸图要决》、《养生术》;
小说家的《博物志》、《太平广记》等等。
四、集部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帝王、军人、妇女、道家、僧人、宦官、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集部主要典籍有:《楚辞》、《司马相如集》、《贾逵集》、《何晏集》、《杜预集》、《韩康伯集》、《陶弘景集》、《乐府新歌》、《女鉴》等等。
五、其他经典
除了上述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华夏经典无法一一枚举,下面再简单列举几部颇具代表意义的经典:
1、《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上古奇书,全书原有22卷,因散佚失传只剩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5卷,共31000多字。
《山海经》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共记载了40多个国家、550多座山、300条河流、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全书囊括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矿产、历史、神话、医药、民俗、巫术、宗教、哲学、美学、气象、海洋学、地质学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本记录人类早期文明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山海经》按照地域记录了大荒时期的人类文明和各种奇异怪兽,尤其是古世界地图的内容令人十分震撼,《山海经》中的古世界地图高清复原后与现代世界更是惊人的吻合。《山海经》中记载: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陶渊明曾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写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美国学者墨兹曾做过一次检验,他按书中描述走了很多地方,最后惊人的发现《山海经》中记载的四条山脉的走向、距离与现在美国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和太平洋沿岸目前的距离一模一样。由此可见,《山海经》对宇宙和地球已经有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认知。
十七世纪朝鲜根据《山海经》绘制的《天下总图》
2、《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由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00年)的齐国人甘德所著的《天文星占》8卷和魏国人石申所著的《天文》8卷组成,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德、石申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四分历、岁星纪年、行星运动、天象观测和中国古代占星理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石申进行了黄赤交角数据的测定,首次发现了行星的“逆行”、“太阳黑子”、“日冕”和“日珥”,为彗星命名,还总结出五星和月球的运行规律。甘德推测出了火星、木星的回归周期和木星、金星、水星的会合周期,而且与现代测定的周期相比误差极小。中国传统天文学说的“二十八宿”就来源于甘德的“甘氏四七法”。甘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观测到了木星的卫星木卫三,当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木卫三时已经比甘德晚了近2000年。《甘石星经》中绘制了人类最早的恒星表,这比古希腊天文学家喜恰帕斯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早了大约200年,书中记载了800多颗恒星和各类星体1464颗,用现代技术已经定位了其中的121颗恒星且都十分准确。
天文学的发展不仅需要足够的理论支撑,还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持续不断的去观测星体的运转和变化,这不是几个人或几代人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华夏文明源于天文历法,因此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观测天文并记录天文的习惯。例如:对彗星的记录,最早出现在《春秋》一书中: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公认的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甘石星经》对彗星进行了分类:一名孛星,二名拂星,三名担星,四名彗星,其状不同。并根据彗星形状、颜色的不同,将彗星命名为天枪、天攙、天掊、扫星和天戈,并尝试解释彗星的形成原因——扫星者,逆气之所致也。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华夏民族详实完整的记录了哈雷彗星29次出现的天文现象,这种持续、完整且准确的天文记录,在世界天文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在1680年才第一次观测到了哈雷彗星。
华夏天文学不仅有力佐证了华夏民族在数学、几何、测量、科技等领域研究的极高成果,同时也推动发展了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应用领域——航海,没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发达的科技手段作为支撑,大航海是不可能实现的。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西汉时期130多卷导航占星书籍,都见证了中国古代远洋航海历史之久、规模之大、海域之广、里程之长。
3、《考工记》
《考工记》出于《周礼》,是中国第一部工科巨著,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手工业技术的汇编,书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华夏美学观念和精益求精的华夏工匠精神以及天人合一、器以载道的华夏造物思想。该书上承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开手工业技术之先河,保留了先秦时期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考工记》篇幅不长,全书仅7100余字,但科技信息含量却相当大,包含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即:“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锺、筐、巾荒)、“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涉及了先秦时期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以及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力学、化学、声学、建筑学、生物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详实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
《考工记》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尤其重视生产工具和车的制作改进以及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组织管理、分工协作、创新改良和经济效益。书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创制的六种铜锡比例不同的合金成分配比,称之为“六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记载。历代有关《考工记》的注释和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成绩卓著的学者,早期有汉代的郑玄,中期有唐代的贾公彦、杜牧,晚期有清代的戴震、程瑶田、孙诒让等,这些古老的手工业技术和科学知识至今仍然闪耀着华夏智慧的光芒。
4、《水经注》
《水经注》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公元6世纪初),作者郦道元,是对汉代《水经》的注释和补充,篇幅达原书的20多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巨著。该书以《水经》为纲,详实记载了1252条河流及河流的发源地、流程、流向、分布、水量、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等,S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监测记录,书中还记录了2万多个地名、2800多座城邑、100多座桥梁、120余处宫殿建筑、260余处陵墓、350多种金石碑刻、500多处湖泊沼泽、300多个峡谷、64处瀑布、300处泉眼井水、30余处伏流、100多种动物种类、140多种植物种类、31种地貌类型、800多座山、46个洞穴、20多种的岩石矿物和生物化石,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名称、山川古迹、风土人情、人物故事、历史事件、自然灾害、神话传说、歌谣俗谚等等,全书“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地理图景的再现。西方直至19世纪才出现相关的著述。
《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作者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和凝练的笔墨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华夏的壮丽山川,被誉为“宇宙未有之奇书”。该书文笔深峭绚烂、凤彩鸾章、遣词精当、绝妙古今,在战乱频发的北魏时期全凭手抄流传,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传播范围之广。书中在描写三峡时说: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又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描写黄河时说:览百川之宏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描写济南趵突泉时说:泉源上奋,水涌若轮。描写大明湖时说: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描写湖北荆山说: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给赏。每当读者读到这些精彩的片段和文字时,都会令人心旷神怡、心向往之。《水经注》在亚洲和欧美传播甚广,影响巨大。1918年,日本汉学家小川琢治撰写了《水经与水经注文》,全面介绍《水经注》并给予极高评价。日本最大、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东洋文库,在其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专门设立《水经注》研究班,每两周一次例会,吸引了众多高校学者。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图书馆这四大中国学文献中心均收藏了约30余种版本的《水经注》,英国史专家李约瑟、汉学家伟烈亚力、法国汉学家沙畹、德国汉学家常志静、美国秦汉史专家戴梅、等许多西方学者都对《水经注》越来越重视,纷纷进行翻译或研究,关于《水经注》的研究和论文也是逐渐增多。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由于该书吸引了历代的众多学者研究,就此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郦学”。因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水经注》包含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水利学、词章学等,还显示了华夏独有的由史学引领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这对当今构建中国学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宝贵的启发和现实意义。
5、《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出版于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作者李诫,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也是世界第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建筑学专著,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典”。《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357篇,3555条,分为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大部分,其中13卷用于规范各项施工标准,最后六卷用了193幅图样。《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用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最具有理论体系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业典籍,书中详细规定了各种建筑在施工设计、工料、结构和比例、尺寸等方面的要求,制定了各工种的用工计划、工程总造价以及各工种之间的先后顺序、相互关系(相当于现在的施工组织设计和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使工程建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既便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顺利进行,也为工程中的质检和竣工验收提供了方便和依据。书中讲到的水平取直原理和构件,与现在的水准仪极为相似,说明当时的测量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关于油漆涂料方面的记述,对现代涂料工业的发展仍具有参考价值;琉璃等构件的釉料配方及烧制方法,至今仍在沿用。《营造法式》是当时最先进成熟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它的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是我国古代设计思想理论发展的重要界碑。
《营造法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1930年,古建筑学家朱启钤为了专门研究这本书发起了“营造学社”,并请来了当时的许多学术精英共同研究,分别有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当深诣西方建筑学的梁思成先生在首次看到这本书时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以及美籍学者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和日本学者松崎、桥川、荒木等。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份名单,依然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学的伟大成就及华夏民族的营造智慧和工匠精神。
6、《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撰述于宋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3年),作者沈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科技百科全书,被评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全书共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涵盖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数学、物理、化学、冶金、兵器、人事、军事、水利、农业、建筑、医药、生物、历史、考古、文学、艺术、法律等诸多领域,内容极为丰富,详实记录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三埽施工法、磁针装置四法、水法炼铜法等。
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不仅对华夏古代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还为人类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数学方面,创立了“隙积术”,开辟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领域,使形体计算的水平踏上了新的台阶;提出了“会圆术”,为我国平面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运用组合数学方法计算出围棋棋局的总数为3361,首开我国运用指数定律的先河;运用数学思维提出了解决军粮运输问题的“运粮之法”,孕育了我国运筹学的思想萌芽。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评价:盖如沈括之人物,全世界算学史上多无之,惟中国产此人而已。在天文学方面,改进了浑仪,对极星和天北极的距离进行了测算,得出极星“离天际三度有余”的结论;提出月光是月亮反射的阳光的观点,并对月相变化及日月食成因得出了接近现代科学的解释;编制了与现代世界通用的阳历极为接近的“十二气历”;创制了当时世界上精度最高的计时仪器——浮漏,并以此测出了真太阳日存在变化。
在地理学方面,首创了用“鸟飞”的直线距离绘制地图,并按方域划分出“二十四至”,大大提高了中国地图的精确率,编绘的《天下州县图》更是地图学上的一座丰碑;探讨了潮汐问题,作出了“月正临子午则潮生”的科学论断,推进了我国古代海潮理论的发展;归纳揭示了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这比俄国学者道库恰耶夫所揭示的“自然地带性学说”早800余年;探讨了雁荡山和黄土高原地貌成因,提出流水侵蚀学说,推断华北平原过去曾是海滨后来由河水冲积而成,这比英国人赫顿提出的侵蚀学说早600多年;根据延州的化石推论出当地的气候、地理变化情况,这比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提出“将今论古”的地质研究方法早700多年;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形模型,这比瑞士的地形模型早700年左右。在物理学方面,发现了磁针有指南、指北之分,并推断出这种差异源于磁石的不同性质;详细论述了人工磁化的方法与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法,发现了磁偏角现象,“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比哥伦布的发现早了400多年;发现了共振现象,并用纸人在琴弦上进行了实验,这比诺布尔和皮戈特的琴弦上纸游码实验早了约500年。在光学方面,精确、形象地阐述了小孔成像、凹面镜成像等基本原理,运用“碍”(焦点)的概念,指出光的直线传播与凹面镜成像的规律,通过实验发现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此处“过此”的“此”即为凹面镜的焦点,意思是物体在凹面镜焦点内会成正像,在交点处不成像,而在焦点外则成像不清晰,为我国几何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推论了古代透光铜镜原理,为世人揭开了透光铜镜的神秘面纱。在化学方面,用比较色泽及比重的方法判定了一块陨石的成分是铁;指出胆矾(硫酸铜)溶液在铁锅中加热会出现置换反应;总结了食盐的生产经验,并且对盐泽的水文地质条件、成盐的地球化学作用及胶体溶液对食盐沉淀的破坏作用作了精辟的描述,蕴含着近代地球化学和胶体化学的思想萌芽;对太阴玄精(石膏)的晶体大小、形状、色泽、解理以及加热后的变化和潮解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比欧洲矿物学家对矿物开始研究要早约500年;书中首次命名了“石油”,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且科学预言了石油及其制品“必将大行于世”。沈括虽然命名了石油,但是华夏发现并使用石油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朝时期,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上郡高奴县(指延安一带),有洧水,肥可燃。《后汉书志》中记载:甘肃延寿县南部的山泉中,其水有肥…然之极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水有肥,如肉汁……然极明,与膏无异。晋朝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唐朝《酉阳杂俎》:高奴县石脂,水腻,浮水上如漆………燃灯极明。由此可见,从汉朝开始华夏先民已将石油广泛用于生产生活,不仅用石油当燃料,还用石油代替烟煤制墨、当轮轴润滑剂和器皿防腐剂,并用石油制作出杀伤力很强的喷火武器——猛火油。
在医学方面,考证了多种药用植物,订正了古代医书的诸多错误,提出汤、丸、散等剂型的不同疗效,提出了“五难”新理论等,对李时珍等后世医家影响极大,促进了中医本草与用药理论的发展。其中对“秋石方”的记载据考证是已知最早的荷尔蒙制剂配制方法。
在生物学方面,为我国首次开展了对啮齿类动物跳鼠的研究;最早提出“化石”这一科学概念,这比意大利学者达·芬奇对化石的认识要早400多年。在经济学方面,沈括改革了盐钞法和铸铜法,还提出了“钱利于流”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需要流通,否则就是死钱,会越来越不值钱。在水利学方面:用“分层筑堰测量法”测量了汴河下游河段的地势,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八百四十多里,是存世古文献中最早的水平高程测量记录,包括测量方法、过程和结果。
在音乐方面,撰写过《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著作,对古代音乐的音阶理论、调式结构、演奏形式、乐器制作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在外交方面,出使辽国谈判,并著成了图文并茂的《熙宁使虏图钞》。
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收藏的流失海外的《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一部综合性的随笔杂记,由于作者沈括的博学多识及严谨态度,使这部书在国内外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评价。20世纪,西方许多国家都有学者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这之前早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本。书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不愧为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7、《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主持编纂的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全书共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四库全书》也仅收录了3462种图书)。《永乐大典》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卷帙浩繁,是一部集万卷之书于一体的鸿篇巨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等等,收录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各个领域和学科的科技文化成果,涵盖了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代表了当时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永乐大典》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欧洲百科全书中的中国》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道:来自中国的知识是欧洲百科全书的中国源泉……这部书揭示了有关中国的知识是怎样变成了总的欧洲知识的一部分。”“(第一批)欧洲的百科全书所提供的是有关中国知识的浓缩。”“各种百科全书中所呈现的信息,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丰富资料,包括地理、政府、经济、语言、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哲学、历史等。中国知识在欧洲发展的过程,已经反射到西方知识之中。《永乐大典》分为“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明亡之后,存于南京的正本不知所踪,北京的副本归清廷掌管,到乾隆年间副本只存8000余册,至宣统元年仅存64册。历经火灾、战乱及监守自盗,《永乐大典》副本现今仅存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且散落于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收藏家手中。经过上百年的不懈努力,已有224册回归祖国,藏于国家图书馆,尚有200余册流落海外。
8、《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初刊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作者宋应星,是中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巨著,被誉为“17世纪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18篇、59583个字、121幅插图,大体上分为农用工具、衣料染织、金属铸锻、陶瓷砖瓦、造纸、交通工具等六大类,包括乃粒、乃服、割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等18个项目,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重要的产业部门。在纺织方面,记述了棉、麻、丝、皮、毛的来源和织造,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花机。在煤炭开采方面,记述了用竹筒排空瓦斯并进行巷道支护以后才能挖煤的先进技术,并第一次对煤做了初步的科学分类。在钢铁冶金方面,记述了由铁矿开采到炼成生铁、熟铁,再到合炼成钢的完整的生产系统。在金属加工方面,记述了“灌钢”“生铁淋口”、固体渗碳等先进工艺,并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设备——活塞式风箱图,这是现代往复式压缩机的鼻祖。
在武器方面,记述了半自动爆炸水雷“混江龙”,以及边转边爆的守城武器“万人敌”等等。
《天工开物》中的明朝狙击枪
在轻工化工方面,记述了油脂、冰糖、井盐、天然气、造纸、染料、瓷器、银朱、炭黑、铅丹、胡粉等许多我国传统名优产品的先进工艺。在生物学方面,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通过人工干预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在物理学和力学方面,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天工开物》17世纪传入日本,被称为“开物之学”,18世纪传到朝鲜和法、英、德、意、俄等欧洲国家,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欧洲学者称其“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达尔文在读到了儒莲翻译的有关桑蚕部分文本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里特意讲到:“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并将其引为论证他的人工选择与人工变异的一个重要例证。但因书中出现“北虏”“夷狄”一词,而被清朝封禁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时期才又传回国内。
9、《武备志》
《武备志》成书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作者茅元仪,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共240卷200余万字,配有738幅插图,分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的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
《武备志》中记载了许多超级神器,如:“火龙出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二级火箭,射程可达2000米;“架火战车”,堪称现代火箭炮的鼻祖,设计有火铳和火箭筒发射器,战车上载有一百六十多支火箭,威力十分恐怖;“无敌神牌”,就是明朝的坦克,巨大盾牌上暗藏机关,可喷射大量火焰,还可以发射锋利的利箭,而且几块盾牌就可以快速组成一个城墙,进可攻、退可守,作战性能十分出色;“神火飞鸦”,造型颇似乌鸦的飞行器就是明朝时期的轰炸机,只需点燃引信,神火飞鸦就可以自动飞行,当飞行至三百米左右之时,该武器自动发生爆炸,就可以烧毁敌军军营、战船、建筑物或者杀伤敌军。清朝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
10、《新制诸器图说》《新制诸器图说》是一本奇书,书中记载了至今都令人无比惊叹的内容: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气足传声、机浅汲深、机小起沉、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等二十四种发明。
上图为《四库全书》所载明代《唐荆川纂编武编》(成书于公元1559年)记述:“一女自行舟:一女更深坐小艟,不须棹橹不须蓬。自能急急过江去,怒气喷来犯者凶。”
此书中所说的“自行舟”和《新制诸器图说》说的“火船自去”是不是与现代的动力船极为相似……
华夏灿烂辉煌的文化不仅孕育了璀璨的文学思想,还诞生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的长期积累、科学方法的不断创新,更是科学精神的培养塑造。华夏先贤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科学精神,为后世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技发展迅速,“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无科学”的荒谬论调,那些否定“中国的本位科学历史”者和对西方文化盲目迷信的精神殖人,其所谓的“论据”就是“中国的发明创造往往重过程而轻求证”“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而以《甘石星经》、《墨子》、《周髀算经》、《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等为代表的众多华夏古代科技经典正是一部部匡正此类“论调”的伟大著作。在明亡之前,华夏的科技发展虽然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却没有产生违背道德或泯灭人伦的科技发明,这都源于华夏民族始终坚持以道御术、以术选器、以器致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体系:道以明向、法以立本、术以立策、器以成事、势以立人。五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这些伟大的思想、灿烂的文化、无穷的智慧就在这众多的经史子集、华夏经典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