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 文

作者简介

李毅，1963年9月生，天津市人，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后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秘书长等职。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第二个结合”。要深刻认识到，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是时代发展必然，既是规律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个结合”是“魂脉”与“根脉”的结合，要坚持以“魂脉”激活“根脉”，以“根脉”丰富“魂脉”，以“魂脉”“根脉”相贯通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明确“第二个结合”，巩固的是文化主体性，强化的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彰显的是文化自觉。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2023年a，第9页）这是对“第二个结合”地位和意义的集中概括，也是对其丰富内涵的深刻揭示，彰显了文化更基本、更广泛、更深沉、更持久的作用和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与相互成就中增强规律性认识，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铭于心、立于言、践于行。

一、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是时代发展必然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发展的集中体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相结合”作为规律的总结，一方面强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才能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强化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运用，不断开拓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方式和力量。无论是“第一个结合”，还是“第二个结合”，“相结合”的前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前提，也是根本。与“第一个结合”侧重强调客观社会实际不同，“第二个结合”侧重强调历史文化实际。“第一个结合”所包含的文化是广义的，其作为渗透于经济社会中的因素发挥作用；“第二个结合”中的文化是狭义的，其作为独立因素发挥作用，强化的是文化作为更为基本、更为深层、更为持久力量的作用。1885年恩格斯在致俄国公民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一封信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4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同上）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谈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页）两种革命路径选择的不同、实现革命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的不同，根本原因正在于两国实际不同。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身的不同历史文化实际，本国的理论同本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是必须也是必然的。“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总结，是守正创新的具体途径。在“相结合”的发展中，我们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了辉煌成就。因为我们坚持“相结合”才能不断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2023年a，第5页）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说第一个结合强化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过程，“第二个结合”则更加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实质。“第二个结合”把文化作为独立要素突出出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标识性意义。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和不同思想文化融合的规律看，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结合是不断对实践规律深化认识的过程。正像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从器物层到制度层再到文化层一样，起初我们在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后，学习引进其技术，有了“洋务运动”，而后学习其制度，进而爆发了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多看到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并试图从思想文化上解决问题。这正是打破思想禁锢，实现观念变革的过程，也是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规律所在。认识“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过程，要充分认识文化的基础作用。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的反映，是从其来源上讲的；讲它的基础作用，是从其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方式程度上讲的。在一个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往往比政治、法律等制度架构更具稳定性，影响更广泛。因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民族本身形成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形成发展创造了文化，同样也正因为形成了这样的文化才有了这样的民族。文化产生作用的方式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从其影响的程度上说，又是积淀日久，甚至“根深蒂固”的。这是文化的特性，也是实质。

无论是“第一个结合”，还是“第二个结合”，都同样面临和针对一个共性的问题，即“洋教条”。“第一个结合”所针对的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义”而不是方法。“第二个结合”所针对的是把西方思想文化教条化的问题，盲目信从、照搬照抄西方思想文化，“‘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习近平，2020年，第114页）。有人以现代“公知”自居，以抽象的“法理”剪裁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得出被侵略者“理亏”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一“三失”问题反映的思想动向，叠加产生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淡化论等，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丢掉的是信仰信念的底气底蕴。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2页）“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同上，第43页）盲信西方“洋教条”，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观念，丢掉了自己的“传统”，失去的是理论上的自觉、文化上的自信，没有了精神上的自立。

近些年来，西方不断输出“文化霸权”，推销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鼓吹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等，“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习近平，2016年，第8页）。这给信奉“洋教条”无疑带来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后来冷战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他从这个意义上把世界分为西方与非西方两部分，即是说西方世界是同一的，西方文明是一个整体，而且是“普世”的。（参见亨廷顿，第18页）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用西方文明统御世界的心理，所谓“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为此提供的思想根据和文化基础。这也足以见得西方文化的“霸道”。李约瑟认为，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作出了普遍性和优越性的结论。而且，“由于这种‘优越性’，所以据说欧洲文化的扩张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李约瑟，第2页）。“大西洋两岸的居民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怀着一种特有的统治心理。这种心理正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运动带来伟大的征服自然力量所直接造成的。今天，这种统治心理已成为对全世界的威胁。”“当然，这种心理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同时，和战争的技术是分不开的。”（同上，第20页）在李约瑟看来，西方的“统治心理”主要源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上的优势，由此产生了把所有一切东西都视为具有“优越性”的普遍价值观。西方所谓“普世主义”以为“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并自以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亨廷顿，第366页）。对此，亨廷顿不得不承认它遇到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他由此得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的结论。亨廷顿试图把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作区分，认为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有责任承担起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的任务。（参见同上，第366-368页）然而实际上，在“优越感”十足、总以“世界警察”和“裁判者”示人的思想逻辑中，其特性与普遍性又怎能分得清？美西方坚持其普世价值的背后，失去的正是其文明自知，成为违背规律、悖逆道义的霸道者、霸权者。摒弃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与深厚，一方面要把中华文明放到大的历史长河中寻迹，另一方面也要把其放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特别是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若罔顾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原封不动地移植西方理论，照本宣科，奉西方概念为圭臬，以其片面观点去解释中国的发展实践，又何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第二个结合”既是坚持问题导向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的必然结论，也是坚持守正创新守历史之正、道路之正、制度之正、文化之正，创理论之新、时代之新的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让“马克思说中国话”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我们信仰信念深沉而执着的底蕴和滋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面向未来，行稳致远。

二、“第二个结合”是“魂脉”与“根脉”的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2023年b，第5页）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根脉”，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阐释，更体现对二者本质关系及其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重要性的揭示。“根”没有“魂”，就失去了生命活力；而“魂”没有“根”，就不会依托于大地上。“第二个结合”既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走来，也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深处走来，它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为前提，以互相成就为指向，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根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习近平，2023年a，第7页）“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从根本上强化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的文化基础。有的人总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在中国是没有根的。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俄国的列宁和斯大林强加于中国人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8-1489页）而“第二个结合”解决的正是我们信仰的思想文化基础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思想一致性和文化相通性的，其根本的契合在于世界观价值观，从一定程度上讲，二者之间“血脉”相连。

坚持以“魂脉”激活“根脉”。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脉国脉唇齿相依，紧紧相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3-4页）美国学者熊玠曾作出评价：“习近平面临的难题是，不能使中国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须唤醒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熊玠）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个结合”正在于以“魂脉”激活了“根脉”，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矢”去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的”，激活其“心”，进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提到艾奇逊曾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艾奇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根，是不会持久的。对此，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所谓“因果论”[毛泽东把艾奇逊称为因果论者，是因为艾奇逊热衷于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时认为，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七十多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也曾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库中学来了东西，但软弱得很，都败下阵来。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同上，第1514页）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文化不断走向复兴，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文化理论带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毛泽东曾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历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始终就在那里，既不能弃而不用，“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164页）；也不能置之不理，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生命力、感召力、感染力。

坚持以“根脉”丰富“魂脉”。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经济、政治条件，又有其历史、文化土壤。列宁曾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第4卷，第161页）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研究的出发点，强化的是现实实际，并以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为基础，不断发展其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习近平，2023年b，第5-6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同上，第6页）。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只有植根中国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一方面，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278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习近平，2023年b，第6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不断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坚持以“魂脉”“根脉”相贯通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2023年a，第6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扭在一起，仍是各行其“脉”，而是两“脉”贯通，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第二个结合”是理论的聚变，更是思想和精神的聚合。李约瑟曾说：“自从中国采取了共产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哲学思想第一次进入了一个（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超越了两种伟大的历史文明的界限，而从一个广大的社会机体转移到另一个广大的社会机体。”（李约瑟，第23-24页）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必将推动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犹如“第一个结合”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一次在更深思想层面的思想解放，是思想与灵魂的深度结合。面对形势需要和现实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把脉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思想与文化，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解答。

三、“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主体性是自觉性、能动性，更是自信和底气。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只有具有文化主体性，才会有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才会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也才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习近平，2022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然之道、正确之道，也是文明之道、光明之道。对于中国这样五千多年文明从未中断且熠熠生辉的大国而言，我们不仅要强文明、文化之“根”，更要强文明、文化之“干”，不断巩固文化的主体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继续巩固这一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明确“第二个结合”，不仅是我们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需要，更加体现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过程。这是自信也是自立。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人类发展之大道，承继中华民族精神之伟业，坚持文化主体性，是主动选择的自觉。只有坚持文化主体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生根，才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特色。这也是坚持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也在于立足中国大地吸吮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也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中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习近平，2019年，第57页）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道路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时代化、本土化的过程。冯友兰曾讲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哲学来源，一个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的古典哲学。正因为它有中国古典哲学的来源，它的中国特色才有着落。（参见汤一介主编，第472页）巩固文化主体性，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意义也在于，使“中国特色”更有着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2023年a，第8页）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冷战后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文化上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亨廷顿，第6页）用文化的区别、文明的身份来界定自己，一方面说明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作用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说明人的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主体性，以此来界定“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近平，2020年，第26页）反贫困、建小康、促改革、治污染、化风险、稳大局，14亿多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无不彰显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和信念，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

四、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第二个结合”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强调的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也深刻表明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学习领会蕴含其中的重大创新观点和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更要努力学好用好其科学的方法论，牢牢把握“第二个结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曾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今天，我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大潮中，也必将迎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列举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十个方面的高度契合性，是思想的相通性、文化的相近性、世界观价值观的一致性。也正在于只有在这样意义上的契合，才能实现相互嵌入、相互作用、相互激发。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习近平，2023年a，第7页）连续性是我们文明绵延不断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我们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中断，重要的在于一脉相承而又孜孜以求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如果说连续是结果，那么创新就是原因。中华民族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在此意义上，统一性也成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精神动因。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汤因比、池田大作，第294页）统一的价值观有着我们深厚的文化基础，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缘由，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越包容才能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这样就形成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正是如此，追求和平成为我们文化的基因。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爱好和平的传统。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感慨道：“那些使中国人高出一筹的伦理品质正是当今世界最急需的素质,它们是不会毁灭的。在这些品质中我最推崇的是热爱和平的性格。它在调解纠纷时根据的是公正的原则,而不是诉诸暴力。”（《罗素自选文集》，第192页）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地位，从不是靠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靠的是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所在，也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基础和条件。这也从根本上阐述了“为什么要结合、怎样结合”的规律性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文明形态的结合创造。民族复兴，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的复兴。“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习近平，2014年，第9页）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创造，是文明形态的创造。能够结合成一种文明形态或思想体系，必须要具备“结合”的前提和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习近平，2023年a，第8页）美国学者窦宗仪认为，大凡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之内，两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开花结果。同时，他引述李约瑟在考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注意到，辩证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参见窦宗仪，中译本序，第1页；前言，第1页）正像刘文英在为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所说：“中国古代同样具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学在内，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窦宗仪，序言，第5页）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表现出更多的一致和契合。郭沫若就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曾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预见了“中华共和国”的出现。说到底，具备“结合”前提条件的根本，还在于价值观念的一致和融通，这样才能实现思想灵魂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从“道”立论，以“德”为先，占据道义的制高点，秉承为人类求解放、为世界求大同、自强不息自主发展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和精神价值追求。

“第二个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而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中的升华创造。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结果。文化在其中发挥的基础作用愈发显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由于文明文化的作用，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他不得不承认：“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亨廷顿，第73页）同样，我们坚持“第二个结合”，也绝非排斥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习近平，2020年，第401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古今中西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不仅在今天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也与世界其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保持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像冯契所说，中国近代以来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始终贯穿其中。（参见冯契，第5页）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认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近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相互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之间，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其中一直交织的是“古今中西之争”，根本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参见《方克立文集》，第218-219页）“第二个结合”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回答。作为一次思想解放，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我们应认识到，其强调的不仅是结合的“宽度”，更是结合的“深度”，是对规律认识的深化。“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相互作用、互为一体，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必将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71页）我们坚信，中华民族为世界贡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与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