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唯物史观视阈下现代化文明的中国实践和版本，开创了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同时也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21世纪的叙事主题。从历史发生逻辑和实践铺展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典型的政党引领驱动和定向主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质和方向，党的哲学智慧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和优势，党的卓越治理能力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党的宽宏胸怀拓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格局和力量。充分理解和把握党的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实践机制和展开逻辑，有助于在“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中更加坚定党的领导自信，进一步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定力、战略自信和历史主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领导 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
田旭明（1984-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广西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广西桂林 541004）。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注释从略。
现代化是一场进步性的历史运动，其表现形式、实践特质、发展路向并非单一而是多元。不同的历史基因、文化脉络、思想皈依、制度设计和国情民意会衍生不同的现代化路线和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场域中的新样态，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伟大创造，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鲜亮版本，“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最鲜明、最关键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被动开启现代化之旅，但促使中国现代化命运发生决定性转变，真正具备“主动性、赶超性、自主性和统一性特征”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驱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通过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自主的探索以及对世界现代化文明成果的辩证吸收，最终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赋予中国现代化事业独特的内在规定和外在风貌，开创了后发外源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是典型的政党引领驱动和定向主导型现代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治何以能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位居首位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正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初心使命、哲学智慧、政治格局、治理能力以及强大的自身建设力，才得以缔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特色标识，从而在推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同时，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新境界。
一、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质和方向
“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现代国家的转型发展、社会治理、制度塑造和文明进步都彰显了政党与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和彼此形塑。政党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和主导作用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更为明显。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起点虽然是被动卷入，但其发展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被动学习和模仿状态，而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进程中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道路，实现了从“被动输入”到“自主探索”，再到“自信辐射”的转变，而推动这一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拥有了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精神主张和制度体系的权利、能力和资格，获得了历史叙事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确保中国现代化在规定赛道不变形、不偏航。
1.党的性质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人置于主体地位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代化虽然更多直接通过工业化、科技化、民主化、制度化体现出来，但人才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没有凸显人的主体性的现代化绝不是可持续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西方社会虽然是现代化的发起者，但受资本逻辑的束缚性规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影响，西方现代化并没有真正高扬人的自由性、主体性和自觉性，而是奉行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具有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力，从而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人沦为物的手段，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人的片面化和工具性存在随处可见。正如马克思的描述：“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人的“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打破了封建制度下以血缘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个体自由性和独立性的原则，但同时又给人戴上了“物的依赖”的新枷锁，真正完整的、自由的、全面的人并未置于现代化的价值坐标，人的物化和单向度生存以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一直是西方现代化无法消除的病症。
与西方现代化悬空人的主体性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它“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价值属性和政治初心使得其开启的现代化始终将人民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作为价值主旨，把汲取人民创造智慧和实践力量作为根本动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从而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见“物”不见“人”“资本增殖挤压人的价值”的现代性之殇。从告别“一穷二白”到“解决温饱”，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到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实践主题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围绕人民的生存发展权益及需求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用渐进积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真正展现以人的全方位自由发展为根本取向的价值逻辑。
2.党的使命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使命引领方向、昭示未来。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就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即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走向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解放，使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具体到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实现使命的具体方法途径和阶段性目标会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明确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根本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鉴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和积贫积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使命追求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没有高水平的现代化，就不会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也就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本质规定，朝着共产主义文明社会迈进。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致命的危险。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共产主义文明目标导向下的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追求远大理想和践行最终使命进程中的阶段性部署、过程性目标和近景性具体规划，体现了实现最终历史使命与完成当前任务的有机统一。无论时空场景如何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使命的坚定执着、主动担当和历史自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一直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始终处在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既摒弃“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曾出现了鼓吹中国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声音，“中国威胁论”“地缘扩张论”等错误论调时而泛起，其目的就是将西方现代化奉为“万能钥匙”和“金科律令”，企图用西式现代化碾压中国现代化，把中国现代化变成西方发展模式的“分支”“再版”和“附庸”，进而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对此，中国共产党保持清醒的使命意识，不被“乱花迷眼”和“浮云遮眼”，始终坚定“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绝不照抄照搬西方道路，也拒绝掉入西方设置的各种意识形态和话语陷阱，进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永葆政治本色。
二、党的哲学智慧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和优势
伟大实践背后必然蕴含着高超的哲学智慧。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能为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思想和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学哲学、用哲学的政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将其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中国运用和创造。
自晚清以降，西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将中国卷入现代化的赛道，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仁人志士和政治力量先后提出现代化方案，但这些方案既缺乏先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也没有回到中国语境和现实深处进行彻底的批判性反思和创新性建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中国现代化的自主性探索带来了新契机。其中就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设计中国现代性建构之路，而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智慧灵活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开创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出强大价值优势、功能优势、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
1.把握历史决定与主体选择的统一
唯物史观表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是康德的“自然的意图”，而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客观制约性和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总体连续性和部分超越性的统一。历史的发展需要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等一般规律，但也离不开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一般规律要以主体选择作为自己实现的过程和条件。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马克思在诊断资本主义现代性时就表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现代化唯一版本和呈现，像俄国等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开辟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谈到俄国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坚决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更不认同“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他看来，“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在唯物史观语境中，现代性文明的建构必然是多元的而非线性的。现代化实践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一般性制约，但也离不开对于具体社会历史内涵的思考，没有贯穿到底的方案，也不会只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绝对模式。现代化始终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必然因主体选择而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一味亦步亦趋追随效仿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注定举步维艰、挫折不断。
中国共产党在汲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屡屡受挫的历史教训之后，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发展现状和世界发展趋势，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客观必然性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深刻认识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一般历史规律的支配，又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握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阶段特征和主要矛盾，坚持走自己的路。在这种哲学思维和方法的导引下，中国共产党化“被动”为“主动”，化“简单移植”为“自我主张”，通过革命和改革实践，自主开创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既呈现了经济增速、科技进步、个体权利意识觉醒、民主政治、城市化等现代化文明的普遍特征，又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共享发展、强大政党权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独特标识，不仅避免了资本现代性的弊端，还积极占有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成果，同时还规避了“依附性”“移植性”等现代化的风险，树立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标识和风格的现代性文明。
2.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运动是一切物质的根本存在方式。事物时刻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存在的暂时性、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只有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诸多重大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环境中科学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坚持精准识变、灵活应变和主动求变的开拓性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共产党既是原则性和纪律性很强的政党，也是善于因事而化、顺势而为、因时谋变，在创造性中主动适应并追求超越的变革型政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和环境变幻莫测甚至急骤突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不变”，同时围绕世界局势、时代主题、国情状况、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需求的变化，及时主动调适和变革，积极创造和开拓求新，不仅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还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和创新制度机制。如基于快速提高生产力的需要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困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引发的问题及时改变“唯GDP论英雄”的观念，提倡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世界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主张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和治理任务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的结果。正是中国共产党善于灵活应变和主动求变，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有效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握住发展的“时”与“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变幻莫测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既保持发展活力，又不失稳定秩序，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劲。
3.科学运用矛盾思维
矛盾普遍存在，但又各不相同。现实事物并非单一矛盾体，而是由多个矛盾构成，要分清矛盾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善于研究和解决主要矛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各类矛盾关系，精准定位主要矛盾，积极化解复杂矛盾，指导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因时因势作出调整，形成了以矛盾思维推动发展的方法论自觉。
早在延安时期，面对民族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基于疲弱的国民经济基础和巩固国防的需要确立了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目标期许。“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明确当时阶段“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鉴于此，发展生产力，尽快从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成为当时主要任务。周恩来在1964年年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还特别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历史证明，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代化探索虽然受到一些错误认知的干扰，但仍然取得了不能否认的突出成绩，促使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技、教育、卫生、国防等事业也得到发展，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是驳斥历史虚无主义者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力证。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错误思想路线并拨乱反正，紧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把脉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使我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结合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新阶段新的发展难题，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党主张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随之进行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脱贫攻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布局。此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科学把握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中央和地方，民主与集中，顶层设计与群众首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些实践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兼具速度与效益、活力和安全的统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对立统一规律、“两点论”、内外因辩证关系等矛盾智慧的科学运用。
纵观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在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矛盾的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正因为善于发现和解决主要矛盾，科学处理不同矛盾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才精准把握住了问题症结和发展重心，从而因时顺势进行制度机制改革创新，制定科学的施政方略和政策，为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科学运用系统协调思维
任何事物都不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之中，这是事物的客观本性，所以“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十分重视运用系统协调的哲学思维推进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汲取苏联工业现代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协调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中央和地方等“十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基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包括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等在内的12条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人的发展之间的不和谐问题，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国情和人民群众多层次高质量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指出“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不能畸轻畸重，也难以单刀突进”，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纵观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增加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系统协调思维的认识和运用逐渐深化。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增强了发展的综合效能，避免了单向度片面和畸形发展，凸显了共同富裕、共享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功能和价值优势。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且行稳致远，与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趋势分析法、时空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群众路线、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也都有着直接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具体展开，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三、党的治理能力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治理能力是政党能力的核心要素，主要体现为政党调控内外关系、统筹优化内外资源及主导政府公共决策和国家公共事务发展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成就与广泛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治理能力和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不仅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扭转了现代化在中国的曲折命运，还规划设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步骤和策略路径，在政治、组织、思想、制度和资源等方面为其提供结构性支持和保障，从而使其可以有效应对内部与外部、显性与隐性、长期与近期的挑战及考验。
1.政治定向和战略规划能力
纵观世界现代化史，因政治挫折和混乱导致现代化受阻的实例并不鲜见，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是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既没有理论指导，又缺乏战略规划，往往出现现代化中断、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面临着艰巨繁杂的改革发展重任和深层顽固性难题，也经历过意想不到的国际社会动荡局势的冲击，更遭遇过道路之争、制度之争、主义之争、舆论之争带来的考验。对此，中国共产党依靠坚定的政治初心和使命意识，卓越的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大局以及辨别政治是非、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不发生政治方向偏航和道路偏移，不随意更改发展主基调，不游离于人民利益的价值坐标之外，不脱离党的根本历史使命和既定宏远战略。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长期目标，围绕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人民需求，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务实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接力奋斗不断层，锚定目标不改弦，以不间断的“量的积累”和“扎实积淀”夯实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三农”政策的稳步推进和适时调整，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引领现代化实践的强大政治定向和战略统筹规划能力。
2.思想引领和凝聚能力
思想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社会革命的过程往往会发生理念分歧、价值差异、利益冲突和合作困境，破解的首要之道就是先进思想的引领和凝聚，形成统一性的价值共识。回顾过去历史，加强思想建设，注重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并重，保持强大的思想引领和凝聚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伟业的精神密码。“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在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具体实践中，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和变迁，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社会利益格局开始分化，社会分层加剧，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且加速激荡。其中，自我负责和自我抉择的个体主义精神开始到处流窜，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与舆论斗争日益凸显，针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改革思路的质疑、批判和攻击声音此起彼伏，“普世价值”等虚化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错误思潮交互登场，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媒体传播的数字化智能化，思想文化领域管控的难度不断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政治敏锐力和思想定力，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根据实践发展和时代特征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发现并发展真理，保证思想理论与鲜活实践同频共振，还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精神，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科学的思想理论、先进的价值理念破除错误思潮干扰，澄清思想误区，自主建构标示性话语，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凝聚价值共识。这避免了社会价值紊乱、社会团结纽带撕裂、社会凝聚力弱化和精神独立性丧失的风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统一的思想共识中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主，没有迷失前行方向和精神家园，也没有陷入西方设置的“精神陷阱”。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思想定力、在世事流变中保持思想引领、在文化激荡中凝聚思想共识的伟大创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思想引领和价值治理能力。
3.组织动员和社会号召能力
组织动员和社会号召力是现代国家政党不可或缺的能力，“具有凝聚社会资源、强化政治合法性、平衡社会利益、调控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提升政治决策执行效率等重要价值功能，是其领导权威、政治软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彰显”。能否协调社会关系、能否有效组织社会资源和凝聚社会力量、能否引领号召社会大众，是对政党能力和智慧的考验。历史和现实表明，“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锻造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引领号召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经验，也是发展时间高度压缩、发展任务叠加复杂、发展战略后发赶超、发展挑战前所未有的“并联式”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伟大成就的显著优势和坚实保障。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我们党面临着叠加交织的艰巨发展任务，需要布局和实施诸多重大战略工程，同时还遭遇过不少重大突发和公共危机事件，但中国共产党依靠集中统一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进而凝成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合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引领、协调动员和组织号召能力，促使社会各界各层群众自觉而非盲目、主动而非被动地拥护党的领导、跟随党的步伐、响应党的号召，进而在上下齐心协力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伟业。
4.自我革命和锻造能力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是百年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结论。自我革命就是勇于正视自身内部问题，敢于刀刃向内，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其实质也是党的自我治理和锻造能力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从而确保自身“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中国革命、中国道路和中国之治的伟大业绩，与驰而不息开展自我革命和加强革命性锻造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党的二十大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持之以恒“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稳致远不仅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卓越治理能力，还源于党的自我革命产生的强大净化整治力、引领辐射力、聚合创造力和形象驱动力。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正视问题和守正创新，通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政治淬炼、制度机制革新、机构改革、反腐败斗争、选人用人机制优化、党纪国法震慑等途径，加强内部要素的整治和优化，巩固了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升了党的形象，锻造了信仰坚定、肌体纯洁、作风纯正、富有革命精神和凝聚力、战斗力的领导核心，进而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理论指导、文化滋养、精神底气、制度支持、策略选择和人才支撑，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发现问题、敢于纠正偏差、善于自我治理的本领和智慧。
四、党的宽宏胸怀拓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格局和力量
胸怀滋养气度、决定格局，也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和历史使命，使其对历史传统、世界发展、人类文明以及其他界别和政党始终保持着尊重敬畏、开放包容、奉献担当的政治胸怀和道德气度。这种胸怀和气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和格局。
1.党的历史胸怀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忠实记录了每一个民族发展足迹，也昭示了未来发展，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如何对待历史体现了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凡着眼于长期执政的政党，都要具备尊重历史、铭记历史、善待历史、借鉴历史的胸怀和格局。世界上一些政党因为没有正确对待历史而导致思想混乱和民心不稳，最终加速政治危机直至政权丧失，还有一些政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致使现代化丧失民族之根和发展后劲。
现代化要获得成功，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来实现具体化，不能割断历史、丢弃传统，更不能毁损和虚无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之情，并没有因为接轨和追赶现代化文明而抛弃传统、伤害历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挖掘、学习和善待历史，旗帜鲜明要求树立大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文化传统要坚信“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这种宽仁格局和胸怀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文明的滋养和历史的警醒中稳步前进。纵观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辩证法，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充分汲取历史经验，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苛求前人和历史，在历史开拓的基础上接力推进伟大事业，确保在思想统一和历史整体的视野中完成党的事业和使命。同时，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合理运用于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深化改革、协商民主、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等中国现代性文明元素，都体现了对“大同社会”“和而不同”“苟富贵，勿相忘”“民惟邦本”“革故鼎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执两用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的时代转化、发展与运用。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尊重、借鉴和善待历史、从历史深处走来又贯通历史与现代的胸怀和能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镌刻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在历史的根基上稳步发展。
2.党的世界胸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视野和价值
无产阶级政党承担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使命。为此，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诚如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胸怀，同时深受中华文明“达则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等天下观和价值观的浸润滋养，始终将“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天下大治”“福泽人类”作为责任担当。从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到邓小平认为中国“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胸怀天下”“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助力人类进步事业的国际主义情怀。这种胸怀天下的政治胸襟和伦理气度注入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促使其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价值效应外溢，为人类共同进步贡献智慧和经验。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惠及全世界。中国式现代化一直将世界共同发展纳入自己的政策设计和发展方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支持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事业，到改革开放以来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开展支援非洲等国际援助、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世界减贫事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提供可靠经验。当今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曾经遭受过殖民掠夺和压迫，也有不少曾移植复制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还有一些受困于资源短缺、地理环境、历史包袱等因素，现代化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彰显了新的价值观、治理观、发展观和秩序观，树立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形成了诸如强化政党政治权威、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利用资本和规范资本并重、坚持共同富裕、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并重等宝贵经验，建构了有质有量、有根有魂、有情有义的新现代性文明，给世界上那些遭遇现代性难题的国家提供了经验参考，增强了他们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勇气。
3.党的文明胸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既具有实践性和流动性，也具有多样性。对待文明需要开阔的胸怀和格局，不能在文明观上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和本位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受资本增殖逻辑特别是“丛林法则”的驾驭，只会维护资产阶级构造的“虚幻共同体”及其“特殊利益”，不可能拥有宽容对待其他文明形态的胸怀，相反还总是因资本霸权和“市场开拓”的需要制造资本文明的人间地狱，增加世界文明发展的不稳定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包容、尊重差异、交流互鉴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胸怀的鲜明表达。中国共产党胸怀兼容并蓄的文明气度，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底色，同时将世界政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中华文明的优秀元素在现代化实践中有机融合，创造了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文明的新文明形态。这种新文明形态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主张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亲诚惠容”的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世界人民对理想文明的心灵期待，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鲜活的正义力量，也为破解全球发展的系统性难题提供了思路。
4.党的大统战胸怀汇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
如何处理与其他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界别的关系体现了政党的政治胸怀。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党因为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经常为了各自利益而出现相互攻击、相互掣肘、相互拆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排斥进步力量，也不奉行“党同伐异”，而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始终围绕中心任务与其他党派和相关进步力量联合组建统一战线，并不断巩固和扩大，进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资源分布不均衡、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基础上推进和拓展的，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离不开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爱国进步人士、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人等力量支持和智慧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共存、求同存异、肝胆相照的基本原则，通过健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引导宗教发展、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发展壮大爱国力量，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促使统一战线的半径不断增长，发展同心圆越画越大。正是这种大统战思维、视野和胸怀，才促使各党派和各族各界在道路、方向、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统一步调和意志，凝成价值相通、情感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顺境或逆境中都能聚阳生焰，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最广泛的奋斗力量。
